大评估成了大造假（标题有改动）

大评估成了大造假（标题有改动）

记者叶铁桥

中国青年报2006.12.14

　　“离评估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教师已经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造假，把原本没有的规章制度造出来，把原本没有的工作成绩造出来，把从未改革过的教学改革成果造出来，把从未搞过的学生座谈记录造出来，把没听过课的听课记录造出来，把没有过的教案、讲稿造出来……”

　　“学生们‘为了学校的利益’也都轰轰烈烈地参与其中，评估要求有3年的试卷、作业存档，那就发动现在的学生答几年前的试卷，写上别人的姓名，老师还煞有介事地批改打分，几年前的试卷因此诞生，作业也是如此。”

　　本报编辑部最近几个月陆续接到一些高校教师和学生类似的电话、邮件，反映部分高校迎接本科教学评估的造假行为。这些属于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高校有什么苦衷？就此，记者对全国多所参与了本科教学评估的高校进行了调查。

近3年的论文基本上没有原件 几乎全是加工“整改”后的“成果”

　　“不是哪所高校都这样做么？”中南某省一个刚由专科升格为本科的师范学院的年轻老师说，他们学校将在明年1月初迎接教育部的评估，而准备工作则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由于这是学校升格后的第一次评估，学校领导异常重视，到处取经，然后回校布置“整改”。

　　“整改”项目，就有老师感觉最繁琐、最头痛的工作——改试卷和改论文。一位老师说，按照该校教师平时判卷的习惯，都是按每道题扣多少分判卷，然后用总分减去扣去分数之和，得到最后成绩。但是，根据本科教学评估的要求，对于考卷必须计算每道题加多少分，然后求和得出总成绩。“就因为这个，我们不得不依葫芦画瓢，出一份完全一样的试卷，然后找在校学生重新将答案抄一遍，再判分”。

　　再有就是论文。按照要求，开题报告、论文周记、进度情况都要求有详尽的记录，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了，可以前写的论文还缺少这些项目，高校就要求论文指导老师负责补充。对于学生的论文，如果英文摘要或者标注出现错误，还得重新订正，并将论文重新打印。

　　“老师要一遍一遍地看论文的用词用语是否合适，然后修改一稿打印一次。如果检查中发现有抄袭的情况，指导老师还要负全责——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帮学生重新将毕业论文写一遍。”这位老师说，现在他们院系最近3年的论文基本上没有原件，几乎全是经过加工“整改”后的“成果”。

　　对此，北京某工商类大学的教师孙黄（化名）也颇为头痛。他说，学校2007年6月将接受评估，但从2006年暑假始，他们就没有过过好日子。“学校的检查一轮接一轮，表格、论文、试卷填改让我头晕脑胀。”他说，学校的教学管理本来就做得不好，面对评估，唯有造假才能过关。因此，学校也与其他高校一样迅速地在毕业论文、学生试卷、教案、讲义等方面“查漏补缺”，并美其名曰“以评促改”。

　　“这太要命了，每天都开会，整天跑过来跑过去，这半年压根儿没有做什么事情，稍微想看看书，琢磨点专业方面的东西，却根本没有时间，想开个学术研讨会都完全不可能。”

　　当然，高校内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于造假都怨声载道。北京某高校内一个打字复印店的员工就很兴奋，他介绍，从他们店打印的材料拿出来，全部用盒子装着，可以堆满一间教室，“成绩是靠纸张堆积出来的嘛”。

逼着造假伤的是学校内在精神

　　为了评估能取得满意的成绩，许多高校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增加师生员工的压力，使他们接受现实。

　　首先是召开全校性的大会。孙黄老师说，虽然正式评估要到2007年年中进行，但他们学校的全校性大会就已经开过两次了。“大会上，有领导语气非常强硬，说谁把事情办砸了，谁就得走人”。

　　而类似于湖南嘉禾拆迁中“谁影响我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发展一辈子”口号的“谁砸学校的牌子，学校就砸谁的饭碗”等口号也会出自一些高校领导之口。“他们的气势哪里还像个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一位老师评价。

　　中南地区某高校在前不久搞了一次迎接本科教学评估誓师大会，在该校新校区的广场上，校长说一句，师生跟着念一句。“争创优秀，力战过关”等口号激扬澎湃。一个老师说，心理压力特别大，以至于此后回家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一遍遍想着自己的教案、试卷、论文是否会出现问题。

　　其次则是院系范围的评选等活动。全校誓师大会开过以后，各院系专业或教研室还会不厌其烦地召开各种小规模会议，布置任务。

　　孙黄老师说，他最反感的就是布置试卷、论文造假，“高校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所在，但讽刺的是，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进行一场有组织有纪律的造假运动，感觉太伤人了，伤的是学校内在的精神，这个可能暂时看不到，但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

　　让一些老师更受伤的是，某些学校在正式评估之前，要先在院系层面组织老师互相听课（这种课是没有学生上的），授课对象面向本院系的同事。经过层层筛选，那些讲课不好的老师在评估期间的课将被换掉。有被淘汰的老师当场就痛哭流涕。

　　一位老师评论，这固然说明一些老师的讲课水平不怎么样，但也能看出，一些学校在评估组莅临期间上课的老师并不能代表这所学校教学的真实水平。

学生尤为反感“迎评”中的形式主义

　　面对着评估大事，高校的学子们也神经紧绷——佩戴校徽，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不早退，爱护校园环境等，这些都是学子们在评估期间最起码要遵守的规则。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陶东风教授说，南方某高校为了以整洁的校园迎接评估组，给专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决定全校学生停课一周大搞卫生，掀起了人人搞卫生的高潮。更匪夷所思的是，在评估组到达前的一两天，学校竟然在每棵树下派一个学生站岗守卫，其职责就是把树上掉下的每片叶子捡起来。

　　另据某高校学生透露，学校在搞评估期间，该校要求学生党员要早上6时30分起床，去湖边、亭子边占位子，防止一对对大学生恋人卿卿我我影响学校形象。

　　北京一所高校的学子们则专门上课学习回答评估专家问题的技巧，并且要求准备两份书面的自我介绍，一份中文一份英文，全部都要求背得滚瓜烂熟，并且接受老师抽查。

　　“我真不知道本科教学评估为什么要造假”，华东某师范类院校的大三学生小唐说，他看学校的评估，就感觉像看到了一出活闹剧，“学校逼老师造假，老师逼学生造假，学生走入社会怎能不继续造假？”

　　而接受采访的许多学子则对评估中的形式主义和劳民伤财尤为反感，他们纷纷认为，实的就是实的，虚的就是虚的，高校没有必要既费精力又费金钱地自欺欺人。

教学评估结果关乎学校命脉 哪所高校也输不起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认为，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评估中顺利过关，各个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假：假试卷、假论文、假实习报告、假听课记录等。“按照目前的教学规则，这些都属于违规甚至严重违规的行为”。

　　他说，据他多年的高校教学经历，目前高校本科教学比这些还严重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教学内容教条和陈旧，教学形式的僵化以及有点名气的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即使上课，也经常找研究生对付等等。这些问题，在“教”的一端就一塌糊涂，至于“学”和“考”就更不用提了。

　　他直言不讳地说，有些高校确实在胡闹，在瞎办。评估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造假就根本就通不过，“大学这样办怎么能行？”

孙黄也埋怨说，学校平时管理不到位，在教学管理上对学生不负责。本来，各项教学内容都应有相关制度规范，但由于前期监督不到位，学校以为凑合着行就行，证明高校的管理水平和培养要求水准很低。“平时松松垮垮，工作没有按照评估标准的尺度来进行，现在是骡子是马要遛遛了，即使不是也要打扮得是，这样有意思吗？”

　　陶东风则看到了各个高校背后的苦衷，比如教学评估与太多的利益牵连在一起，包括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额度，学生招生人数，等等。“这些可都是事关学校命脉的！输得起吗！谁都输不起。”

　　但他依然认为，学校的排名和等级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真实地评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包括弄虚作假在内的突击方法临时“抓”出来的。“现在各个高校在‘迎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事情，堪称中国教育界‘二十年未睹之怪现象’，这样迎接本科教学评估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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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我爱你 跟帖：
据可靠消息，北方某大学为了通过评估，竟给每个评估成员送——金条！真不知这样下去下一个学校又该送什么！

网友 学究 跟帖：
送笔记本的、送特产的，什么都有。不知道有没有送美女。南方某高校，给评估人员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告诉他们，要评估的材料都在电脑中，带走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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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从理想主义到极端主义究竟有多远？

从理想主义到极端主义究竟有多远？
作者 庄礼伟

摘要：理想主义者可以有洁癖，可以有严苛的态度，但应当是对自己。而以“集体的意志”和“高尚”、“纯洁”的理由严苛地消灭异己，是极端主义。阿富汗的国际纵队一些参与者后来制造了许多杀害无辜平民的恐怖事件，并以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为“理想社会”样板，甚至要在全世界消灭“异教徒”。这些都是宗教极端迷狂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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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怦怦地跳着”。

这是《战地钟声》一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虽然小时候玩过惊险的“杀人”游戏，“击毙”过别人也被别人“击毙”过；虽然庸庸碌碌的前半生中也曾有过一两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但是，都比不上读完全书来到最后这一句话面前时所感到的震撼。这是一个人全部人生中最寂静的几秒钟，罗伯特·乔丹，美国蒙大拿大学的青年讲师，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游击战士，已经不能按期销假返回校园上课了，他将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海明威常常带给读者宗教般的体验，但他不扮演圣人，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他的叙述以松针上的寂静收尾，似乎在暗示人们去扒开松针探寻下面的现实土壤。

年少时期学唱过许多革命歌曲，它们是我们红色童年记忆中历经淘洗而不会丢失的部分。其中有一首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革命歌曲是：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
人们都在怀念着它。
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
雅拉玛开遍鲜花。”

这首与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有着相近旋律的歌曲，在童年时的浪漫主义幻觉中，把最后一点现实的残酷性抹掉了。

还有一首国内的革命歌曲：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了烈士的鲜血……”

又是鲜花。鲜花将残酷化为浪漫，却未经当事人同意。

在我们的童年里这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现在它们已经不可能在我们已入中年时在天河公园烧烤聚餐时被合唱，也不可能在我们观看巴勒斯坦枪手和以色列枪手互相扫射时作为画外的旋律。不过有时候，我们会在卡拉OK包厢中看到一位理着小平头的成功人士在唱这些歌曲，被酒精刺激着的眼睛像血一样鲜红……

我们生活在一个声音特别杂乱的年代，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两支著名的“国际纵队”的时候，这种感觉可能会特别强烈。其中一支，是在雅拉玛、在马德里为保卫共和政府而战的国际纵队，另一支是以奥萨马·本·拉丹为代表的在阿富汗抗击苏军的伊斯兰“国际纵队”。　　


“丧钟为谁而鸣？”

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的声望甚至高过了共和派阵营中的主体力量──西班牙的本土人民和士兵。这场内战成了20世纪的史诗性战争之一。伦敦经济学院的西班牙当代史教授保罗"普雷斯顿说：“在现代，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西班牙内战那样燃起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热情。”围绕着共和国的伟大理想，西班牙分裂成两个西班牙，欧洲分裂成两个欧洲，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们走上了西班牙的前线或在外围积极奔走，实践着《国际歌》所热情歌颂的国际主义准则。与后来格瓦拉的小型“国际纵队”相比，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的阵容过于豪华并且成为世界舆论追捧的对象。

共和派的营地或部队以人类近代史上一系列的杰出人物的姓名来命名：卡尔·马克思、巴枯宁、亚伯拉罕·林肯……面对佛朗哥和希特勒，这些姓名被集合到一起，组成了最广泛的联盟。

在德国和意大利为佛朗哥派出大批“志愿人员”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发出号召，呼吁各国共产党人组织志愿人员前往西班牙，保卫共和政府。国际纵队因此壮大到了4万多人，人员来自约50个国家。其中法国人最多，有1万人，美国公民也有数千人。1600名来自加拿大的战士中包括了白求恩医生，他后来又到了中国的抗日战场，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人道主义者。国际纵队中还有100多名欧美华侨，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得知有华裔共产党人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给后者写了一封信，据说信中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国际纵队中也不乏军界、政界名流，如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南斯拉夫的铁托，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谢胡，等等，皆一代雄杰也。

大约有5000名国际纵队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共和政府与国际纵队最终没有赢得战争。

不过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他们即使赢得战争也并不一定能使西班牙获得和平安宁。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评论说：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反对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

也就是说，在战胜了法西斯军队之后，大权在握的“左派”将会按照一种“清洁的精神”，来对战友中的观点不同者进行“清洗”。事实上，正是1939年共和派中发生的分裂和自相残杀，使佛朗哥的军队最后获得了胜利。

清洗运动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另一场“战争”。海明威在《战地钟声》中写到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第一政委安德烈"马蒂同志。这是“一个枪毙狂。这老家伙杀的人比鼠瘟疫还多，他杀不平常的家伙。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枪毙法国人、比利时人，各种国籍的人，他成了枪毙狂”。

乔治·奥威尔在回忆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参见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时说，他曾经遇到一个意大利志愿兵，此人隶属于列宁兵营，大概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持这种立场的人如果不是被法西斯一方杀害，就是被来自苏联的内务部人员杀害。奥威尔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个意大利志愿兵：

在阴影和鬼魂之间，
在白色和红色之间，
在子弹和谎言之间，
你的脑袋躲在哪里？
……
你的姓名和你的功绩
在你骨枯以前已被遗忘，
杀死你的谎言已被埋葬
在一个更大的谎言下面。
但是我在你脸上看到的东西
没有力量可以消除痕迹，
任何一颗炸弹都粉碎不了
你的精神，如水晶般纯洁。

这个意大利人的脸奥威尔只看过一两分钟，但却记了一辈子。

奥威尔回忆说：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共和派内部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的。在1937年中，共产党得到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我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是受迫害之列。我们很幸运地活着逃出了西班牙。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它的在狱中被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尽管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在这里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危险。在英国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等，普通英国人会感到很陌生（《奥威尔文集》第102—104页）。

奥威尔说：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奥威尔文集》第105页）。他说：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文集》第95页）。

奥威尔在《我的简历》一文中说：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和我从此以后看到的左翼政党的内部运行情况，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治标签才能保持正直（《奥威尔文集》第378页）。

奥威尔没有去过苏联，是在西班牙的经历帮助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小说写得十分逼真。那么，西班牙的雅拉玛山谷和沾染了鲜血的花朵上，究竟刻录了怎样的历史真实？

1939年3月7日，一场同样具警世意义的内战，在马德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之间爆发，而他们本该共同抗击佛朗哥。这场内战使得共和派联盟四分五裂，士气全无，给了佛朗哥可乘之机。3月28日，佛朗哥的军队占领了马德里，西班牙内战宣告结束。


“我们用信仰打败他们！”

20世纪另一支著名的“国际纵队”，是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10年抗战（1979—1989）中形成的一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志愿兵队伍，他们来自中东、北非、南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和美国。这支“国际纵队”里幸存的战士在战后他们多数返回本国，但与西班牙国际纵队不同的是，这些人与当年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最富有的一个志愿兵奥萨马"本"拉丹和他创立的国际伊斯兰圣战联盟一直保持联系，乃至再度共同作战。

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年，沙特富商之子拉丹来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与阿富汗抗苏游击队领导人取得联系，从此他大量捐出家产来帮助游击战并资助阿拉伯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参战，同时还以建筑业巨子的身份为游击队修建道路和兵站。

这支“国际纵队”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时宣称：“我们用信仰打败他们！”但事实是：他们得到了美国从巨额资金、先进武器到正规训练等多方面的支持。为打击“俄罗斯的异教徒”，这时候的拉丹与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他和他的部下是美国军队的承建商、工勤人员和由美军训练的战斗人员。当然，这只是策略性的合作，因为美国人同样是异教徒。

1989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拉丹与美国迅速反目成仇。1998年，拉丹建立了国际伊斯兰圣战联盟，发誓要杀死美国人及其同盟者。2001年，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制造了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拉丹说：“贝督因人（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帐篷比美国的摩天大楼更坚固，我们将在更广阔的战场上与美国交战。这个战场就是整个世界！”

在拉丹的旗帜下，过去的穆斯林抗苏老战友们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了或松散或紧密的反美联盟。　　印尼“拉斯卡圣战组织”最高领导人贾法尔与拉丹一样，也曾到阿富汗参加抗苏战争并且结识了拉丹。事隔多年后贾法尔谈起那时候的拉丹显得有些不屑一顾，说拉丹那时候只是一个小人物，“那个时候他还刮胡子，精神很空虚，一点宗教知识都没有”。在贾法尔的心目中，后来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才真正了不起。塔利班的目标是要建立“没有异教徒的世界”，而贾法尔也发誓要在印尼建立塔利班式的政权，以最严苛的伊斯兰教来进行统治。

印尼的另一个反美组织领导人哈姆巴里被美国情报机关认定是基地组织在印尼的总负责人，他也被认定是巴厘岛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此人当年也曾参加过在阿富汗的反苏“国际纵队”，他的目标是地域性的——建立一个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单一的伊斯兰教国。

菲律宾阿布沙耶夫匪帮的发起人阿布杜拉加克"阿布巴卡尔"简加拉尼，也曾是阿富汗抗苏“国际纵队”中的一员。后来他回到位于菲律宾南部的家乡，组建了由自己领导的游击队，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阿布沙耶夫”，意为“持剑者”。这支武装以绑架勒索和杀害人质而恶名远扬。

曾参加阿富汗反苏“国际纵队”的阿拉伯人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他们因意志凶悍、善于战斗而成为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的骨干分子，活跃在全球反美行动的第一线。在美军攻打塔利班的战争开始后，事实上存在着第二支阿富汗“国际纵队”，由阿富汗阿拉伯人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组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阿富汗、伊拉克、中亚、东南亚等地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都具有“国际纵队”、多国部队的属性，他们有一个全球性的活动网络。


理想主义之限

1936年和1979年，前后两支国际纵队,境况类似——都以世界两大阵营对抗为背景，都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都是基于理想主义热情而组建。

在两支国际纵队中，都存在不可理喻的洗脑手段和内部的严苛控制，都存在一些极端主义倾向。　　从理想主义到极端主义究竟有多远？

拉丹从阿富汗回到沙特，奥威尔从西班牙回到英国，他们成了不同的人：极端主义者和反极端主义者。拉丹试图建立宗教乌托邦，奥威尔则用《1984》批判了一个在种种貌似“理想主义”的“新话”的控制下的“反乌托邦”。

其实理想主义有很多种，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类的清流高洁、离骚孤愤；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怀激烈、一腔忠诚，这些都是理想主义。当代世界，也存在诸多理想主义的理念和态度，如投身公益，关心环境，宽容他者，匡扶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联合国和许多跨国非政府组织也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它们追求和平、发展、基本人权，以及世界的多元共存。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曾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完全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

理想主义可以具有公共性质，也可以具有私人性质。远远地在人群之外，守着自己精神世界中的珍宝，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公共的理想主义应当保护这种私人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者可以有洁癖，可以有严苛的态度，但应当是对自己。而以“集体的意志”和“高尚”、“纯洁”的理由严苛地消灭异己，是极端主义。阿富汗的国际纵队一些参与者后来制造了许多杀害无辜平民的恐怖事件，并以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为“理想社会”样板，甚至要在全世界消灭“异教徒”。这些都是宗教极端迷狂下的做法。

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参加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共产党人、共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等等。这些人被佛朗哥法西斯军队的反人道暴行所激怒而参加国际纵队。在马德里，两种不可调和的主义形成了对垒：人道主义对垒法西斯主义。而在目睹了国际纵队内部的反人道主义、极端主义现象后，奥威尔成为了坚定的、清醒的反极端主义者。

笔者赞同具有人道主义底蕴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应当有其边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当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而人们特别要警惕的是：理想主义如果缺乏上述底蕴和界限，就有可能蜕变成极端主义；更有一些极端主义者，会非常清醒地利用“理想主义”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来为自己的罪责辩护。

1620年，一群欧洲移民在前往新大陆的途中，制订了永留青史的“五月花号公约”：“我们在自愿原则下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换言之，任何公共机构的建立、运作，任何集体行动都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和意愿；反对任何裹胁、洗脑、强迫、欺蒙。

在这个空气湿润、记忆在茂盛地生长的五月天里，笔者心中祈念：希望这种“五月花”能开遍原野，希望这种理想能开遍世界。



本稿来源: 南风窗